回了成都——虽然我现在有些怀疑自己此时为什么要回到这里；晚上又去东家对面的报社，也是在成都、在四川最大的对头——华西，去看好友长寿。
长寿原来是和俺一个坑里的战友，只是因为诸事不如意，于是跳槽到了对岸——记者从来都是最底层的小卒子，整日奔波多为稻粱谋，所以就算两家报社杀红了眼，两家小记者们的感情还是很好的，也不会在乎他/她的离职或转投——因为这里毕竟不是关乎家国大义的战场。
长寿的桌子在办公室的最里头，这里空间间隙不大，电脑、桌椅也显得略微陈旧，与东家鲜亮阔绰的陈设相比，差距是相当明显的——事实上，这几年无论是发行量、还是广告额，两家都拉开了一定的距离，东家里的一些人也因此从战略、乃至战术上，开始藐视这个对岸的邻居了。
想着这些的同时，我被这儿墙壁上的一块展板吸引住了——这是块很简陋的展板，红色的塑胶泡沫底板，白色的几行字——似乎还不是喷绘，就是打印出来后再粘贴上去的那种。
字的内容却大有讲究：
“一个好记者记者首先要做到维护国家的利益、维护人民的利益；第二，记者绝不能说假话，这样报纸才有公信力和权威性，如果写假新闻，失去了人民的信任，这份报纸就失去了意义；第三，记者不要拿红包，拿了红包就会失去公正……”
落款人：“金庸，2004年4月8日……”
很多人都知道，金庸先生不仅武侠小说冠绝天下（他的小说是我最好的古文和历史知识启蒙教材，我对历史、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热爱，以及后来念大学选择历史专业，受之于金庸先生的影响，远大于其他人，甚至也大于我的妈妈，一位受绝大多数师生、同仁尊敬的历史课教员），还是传媒报业的泰山北斗。他一手创办起来的《明报》，无愧于香港、乃至世界最优秀的华文报刊之一（在香港时，我天天都要读《明报》，对它在17大前后的报道，尤为钦佩；它的评论虽然也不免偶做“腐儒之议”，但更多时，却是一针见血，痛快淋漓。只可惜，俺这时在成都，又因为网络封锁的缘故，打不开明报的网站www.mingpao.com，就算用代理服务器，速度也相当慢……）。
所以，由金庸先生来评点、来建议中国的后辈记者，是很能服膺众人的。
我当然也是深以为然：维护国家及人民利益；不写假新闻；不收红包——这的确是作为好记者，甚至是做为记者，最起码的要求，是“底线”。
然而就是这最起码的要求，以我所知，现在中国大陆的大部分记者，甚至绝大部分记者，都无法做到——我当然也不例外，三点要求里，仅仅只有“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我能问心无愧。
想想，当绝大多数人逾越了他们的“底线”时，这究竟是谁的悲哀？！
在检讨制度、环境的诸多影响之外，身为记者的我们，是否也能更多一些“扪心自问、反求诸己”？
此时，我对华西又多了一丝敬意——尽管我也知道，它的大部分乃至绝大部分员工同样不能达到这个底线，但作为报社，能够把这“底线”，自发地挂在墙头，多少也是一种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