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 原创
文革纪实：
从血统论到中央高层的剧变
由中央文革控制与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最黑暗的岁月自1966年12月开始了，它的序幕是一个小丑式的人物炮制的的血统论。始作俑者叫谭力夫，是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成员。据说他的父亲是已故的高检副检察长。谭力夫的血统论是以出身好坏来论革命与否，所谓“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抛出这样一套荒谬绝顶的理论显然和他们自身的特殊身份、地位和心理有关。联动，做为高级干部和军官子弟组成的红卫兵组织，是一个享有通常人家子弟所没有的特权的特殊组织。他们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天生革命派的荣誉感，精神贵族式的自信自负、自大与狂妄，都容易使他们不可一世地将自己分封为最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毛泽东革命路线的忠实捍卫者，而视他人为保守派、动摇派。血统论的衍生物是“分类说”，即“红五类”与“黑七类说”。所谓“红五类”是指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工人、贫农、下中农家庭出身的子弟。所谓“黑七类”是指地、富、反、坏、右、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家庭出身的子弟。他们早就被剥夺了升学、工作的权利，在此之际，又被剥夺了参加红卫兵组织，进行大串联的权利。换言之，他们是这个国家被打入另册的人。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在这里，再一次被践踏得面目全非。
谭氏的理论本来荒谬绝顶，在现实的中国却很有市场。第一，它违背了“天赋人权，也即“人生来平等的原则”，第二，它否认了后天的环境，人生道路，培养，教育对一个人的人生观的决定作用，完全是唯心主义的产物。第三，它连陈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朴素认识都没有，完全是天生的贵族论，革命论。但他左右了相当一部分青年的意志，成为他们盲目自大自负的本钱和高踞人之上的依托，凭籍。并至少使全国三分之一的青年学生谈虎色变，惴惴不安。严重地干扰了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方向，分散了国人的注意力。因此，陈伯达出来说话了。批判谭力夫的谬论是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的，强调；“要看成份，但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的党的一贯政策。尽管这政策在许多时候仅是说说而已，但毕竟是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出来讲话，一言九鼎，谭力夫很快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血统论暂时也偃旗息鼓。何况昨天的革命干部今天也许就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根红心正的子弟首先自食苦果，深受其害，巴不得早点抛弃他们曾热衷于鼓吹的这一谬论。人心复又大定。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则大祸临头了。
就在谭力夫的谬论甚嚣尘上的时候，江青、祁本禹即于十二月初策动爪牙逮捕了前北京市委的彭真、刘仁、万里；接着，从病床上抓走了已跳楼自残的罗瑞卿。更大的迫害行动开始了，首当其冲的是刘邓陶三驾马车；紧随其后的是彭德怀、贺龙、朱德、黄克诚、潭政、许光达等老帅大将。他们在十二月里被打翻在地；紧接着，除邓小平、朱德外，又一个个被送进囹圄。没有几个人能活着看到中国自由的天空。那个他们曾经为之流血奋斗的政权，终究让他们异常悲惨，异常屈辱地死在他们的权力之剑下。
1966年12月18日下午两点，中央文革副组长张春桥于中南海某处秘密约见清华大学红卫兵领袖蒯大富。指示道：“从全国来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然猖獗，现在还要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行动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
心领神会的蒯大富明白了下一步行动的重点和中枢的意图，开始紧锣密鼓地策划那让全国人民都震惊不已的革命行动。他在召集的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的头头会议上做了紧急部署，将具体行动时间定在12月23日。只是有人反对打倒国家主席刘少奇，才使这一行动被迫顺延了两天。
1966年12月25日，蒯大富率领清华等校红卫兵五千人来到天安门广场。以广播车开道，同时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呼吁“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
这一行动很快得到了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的全力支持。亿万中国人，乍一听到这一口号、消息，一个个瞠目结舌，。连国家主席，中央总书记都成了反革命，这共产党队伍里究竟还有几个好人？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只有静观事态的变化，哪怕整个天空都坍塌了下来。
做为总书记的邓小平，长期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是刘少奇主管中央政府工作时的主要助手。理所当然地成了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刘邓路线的代表人物。他在政治上已处于逆境。只是由于他在军界的特殊背景，使他在日后的岁月里，时时得到军界庇护，命运不至于和刘少奇一样悲惨。
黄埔军校出身的陶铸就没有邓小平那样幸运，他自从自中南局职位上调升为中宣部长，就把自己置身于火药桶上，时时有被炸飞上天的危险。从一开始，在派工作组，反对各级文革组织取代各级党委执掌权力的问题上，他就与刘少奇、邓小平站在同一立场上。在对待许多人的处理上，也显得与中央文革格格不入。十一月初，毛泽东竟反常地派工作责任重大，头绪繁多，须臾不能离开的陶铸与谭震林去中南与华东地区视察。11月28日，在首都文艺界大会上，江青发言讲到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唯独没有陶铸的名字。连他自己都感到种种不祥。
在中央文革处理原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的会议上，陶铸的意见与陈伯达、康生、江青相左。他亲自写信给毛主席，提出对王任重的妥善处理意见。孰料不但与事无补，反而引发了12月26日的中央政治局与中央文革的联席会议。陶铸在会上受到严厉的批判，被称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是党内最大的保皇派，是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的代理人。这颗政治新星就此暗淡了光华，不久就从中国政坛的星空陨落了。
在北京西郊挂甲屯吴家花园闲居了六年的彭德怀，1965年9月23日被毛泽东任命为大三线建设副总指挥，就此派往西南就职。正当他满怀热情想为民众贡献余力的时候，更大的不幸在等待着他。早在1966年6月初，戚本禹、关锋就写信向江青、康生、陈伯达说：“我们觉得，分配给彭德怀做这个工作（指大三线副总指挥）是不恰当的。据我们了解，彭德怀到三线以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常活动。因此，我们再一次提出意见，希望中央考虑撤消他的三线副总指挥职务。 从这次文化大革命揭发出的许多事实看，彭德怀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为了在广大人民群众揭露他的丑恶面目，为了彻底清除这个隐患，我们希望中央能够考虑在适当的时机，在群众中公布彭德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 ①
1 江青、戚本禹就在这个时候开始酝酿揪斗彭德怀的重大行动。为人梗直倔强的彭德怀一生清白，作风朴实，平易近人，嫉恶如仇，直言敢谏，是中央少有的刺儿头。连毛泽东、刘少奇都有点怵他，余人更不用提。是他反对在中南海设置文工团，让一些漂亮的女孩子专门为中央首长伴舞。认为这是“帝王后宫，粉黛三千”。迫使中央不得不撤消了这个文工团。在党内，他第一个反对搞领袖崇拜，个人迷信；庐山会议，为黎民请命就更不用提了。天下已经太平，江山也已稳固，早就该卸磨杀驴了。除了朱德和那些曾经与彭德怀共事，并为其部下的忠勇的将领们，他们早已失势或被遞夺军权。没有人能保护彭德怀。12月27日，他被江青授意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首领韩爱晶，派人从成都抓回北京，投入西郊的一座军营，从此，犹如进入明代东西厂的监狱，再也难见天日了。
贺龙的日子也不好过。早在八月，就有一个所谓“八&S226;二五”反革命事件诬贺龙为其后台。接着，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写信给毛主席，说空军里有一条以贺龙为后台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9月14日，毛泽东约见贺龙，有意将吴法宪来信给他看，并继续让他陪着接见百万来京的红卫兵。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凡夫俗子真莫测其深浅。虽然，12月28日贺龙还在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但两天后，江青却找他的儿子贺鹏飞谈话，直言要揪斗贺龙，要造他的反。
贺胡子的地位岌岌可危，自由的日子对于他来说，也已是屈指可数了。
形势日益严峻，中央、地方高层酝酿着巨变。以历史、现实站队、表现来划分阵营，决定取舍，已是政界不争的事实。从陈独秀始，到刘少奇、邓小平止，党内一共发生了十一次与毛主席革命路线对立的反动路线。凡是与这些路线沾边的人，无论其在中央或地方，都在被打倒之列。所谓一荣皆荣，一枯俱枯。在政治风云变幻急剧莫测的时刻，越是身居中枢要津，越面临着巨大的危险。连毛主席身边的亲信也一个个不能自保。先是周小舟、李锐、接着是胡乔木、田家英、叶子龙。他们或被贬逐，或被赋闲，或是自杀，或是沦为阶下囚，其前景都极为惨淡。
但是，林彪、康生、江青、张春桥，以及王力、祁本禹、关锋之流却发迹了，成了政治局行使职权的中枢要员。后者类似满清的军机处行走，虽官职不高，却直接承命于最高领袖，其气焰当是不可一世。
这是一个形形色色的变色龙和爬虫充分表演的时代，只有恐怖，没有民主，更没有自由！
①、《历史在这里沉思》1966—1976年纪实，Ⅰ册胡思升文《彭大将军的最后岁月》